永續發展

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26日正式在南非約翰尼斯堡開幕，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也特別到全球公民論壇的展場發表演說，高峰會在南非原住民精彩的舞蹈中熱鬧開幕，然而名為永續發展的高峰會，卻出現許多匪夷所思的狀況。 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主要有三大重點展場，分別是位於約堡市中心的官方會議、位於烏本吐（Ubuntu）的萬國博覽會場，及TANGOs攤位所在的全球公民論壇。全球公民論壇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以各種方式展現他們旺盛的活力與企圖心，美中不足的是，許多民間團體因為付不起攤位租金而無法參展，TANGOs團長王俊秀表示，因為經濟不景氣，許多團體都無法募到足夠的資金，他擔心影響此次高峰會的人氣。 其次，全球公民論壇地方偏遠，每個與會的代表還要繳費150美元才能進場，硬體設備也不盡完備，相反的，申請進入官方會議不但毋需繳交任何費用，甚至還贈送精美的文件與背包，讓台灣來的代表大呼不平。原本主辦單位預估這次

2002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8月23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開幕，台灣環保團體代表團TANGOs也在開幕前一天來到約堡，這次，TANGOs以蝴蝶姿態飛出台灣，把民間團體長期關注的焦點呈現給全世界，包括化學風暴、婦女與環境、非核家園、水土資源、工殤議題、原住民及生物多樣性等6大焦點。 約翰尼斯堡地球高峰會是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高峰會的延伸，故又稱里約十年高峰會。十年前里約高峰會結束時，各國共同簽署了《21世紀議程》、《里約宣言》、《生物多樣性公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森林原則宣言》等5項協議，在這次為期10天的會期中，除了回顧過去10年全球在推動永續發展的成果，檢討失敗原因，高峰會更喊出「Make It Happen」的口號，希望能落實10年前的各國對地球的承諾。 這也是台灣TANGOs這次出訪的目的。兩次地球高峰會，台灣的民間團體都沒有缺席，王俊秀表示，這次台灣NGO參與世界高峰會，除了

地球高峰會即將在月底舉行，一向對於國際環境事務陌生的台灣，在一些民間環保團體首次自發的討論集結下，進一步組團成立Taiwan Action NGOs 前進南非。在這過程中種種對於國內環境現狀的反省、政府施政的批判、以及NGO的角色定位等，都有許多精采的討論。在台灣這樣對民間、社會組織發展相當不友善的制度環境中，國內民間社團藉由國際重大event而產生的集結，型塑各種問題意識的討論與展開各種不同運動間（環境、勞工、原住民、婦女等）、區域間（南、北、東）、以及部門間（公私部門）的對話，就永續發展推動的努力邁開第一步。縱使過程中面臨到種種非預期的衝突，困難，如何在這過程中積累學習經驗，轉換為日後正面的行動力量，無寧應是組織對於日後永續發展實踐與督促的重要挑戰。針對台灣特色　進行國際交流對於長久自外於國際環境事務的台灣，這樣的積極主動代表台灣社會力的活躍與反省，但過程中對國際參與認識的陌生、國際運

永續性最基本的生態問題是：是否自然資本存量足夠滿足預期的需求？生態足跡分析則直接地探討這個問題。它提供一個將生態圈的生產與經濟體的消費兩者拿來作比較的方法，藉此顯示在生態上是否還有經濟擴展的空間，或是相對地是否工業社會已經超支了地方（或全球）的容受力。簡單的說，生態足跡分析可幫助我們決定該社會在運作時所需注意的生態約束力，也幫助我們擬定政策以避免或減低過度消費的情況，同時幫助我們監控達成永續性目標的進度。生態足跡分析決不是暗示著生活在容受力內是我們渴望的目標，它只是試著顯示出我們是多麼危險地接近自然的極限。只有人類的總負荷持續保持在地球容受力「之下」，生態的恢復力與社會的幸福才有可能被保障。若生活在生態的邊緣，我們必須與生態系的適應力、強健力、和再生力妥協，也因此可能威脅到其它物種、整個生態系，最後則是人類本身。以生態足跡分析來研究琳瑯滿目的人類活動，讓我們得以比較各項活動對生態的衝擊，且

前　言10年地球高峰會在里約召開，當時提出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同時，也決定了10年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的會議主軸。10年前在里約所召開的會議，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而10年後的今天，即將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卻吸引了全台NGO團體的目光。10年前的里約之行—里約地球高峰會王俊秀，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10年前曾參與里約地球高峰會盛會的學者之一；10年後，他將再度前往南非與會。對於 10年前的里約之行，王俊秀教授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當時地球的議題以及環境、生態的議題，台灣正在起步，當時的會議是去學習、取經的意味較強，因此 並沒有提早做準備。共同前往參與盛會的人員約有20多名，並且分成兩個團體，一是政府代表，一是民間團體。那時也並沒有特地為了參與里約地球高峰會而著手 準備資料，只將手邊既有的資料帶了過去。」

「生態足跡」概念是基於以下想法：只要有任何物質或能源被消費，就必須要從一個或數個生態系中提供一些土地，這些土地負責提供與這些消費有關的資源或廢棄物分解功能。因此，若要決定足以支持某種消費模式所需的土地面積大小，我們必須估算每一項消費類別所對應的土地使用。因為要從準備、維持、到丟棄各個環節來評估數以千計的消費項目根本不可行，所以我們就把計算範圍限制在選擇幾個主要的分類與個別的項目上。 估算某個特定人口的生態足跡是個多面向的過程，這個方法的基本研究架構將在下面加以解說。我們的描述雖然多與資源消費有關，但相同的邏輯也可運用在許多廢棄物生產與處理的說明上： 首先我們從區域或國家統計資料來估算在特定項目中平均每個人的年消費量，我們只需把總消費量除以總人口數即可，這比實際去衡量個人或家庭的消費量簡單多了！許多初步評估所需的資料已經可以從全國的統計圖表中取得，例如能源、食物或林業的產量與消費量等

地球高峰會議就將在八月底在南非召開，回頭看看台灣，在一片拼經濟聲中，政府反應異常低調，而且各部會各自為政，只當作去旁聽一個國際會議的心情去準備，直到環保團體與立法院永續會聯袂要求行政院必須正視，官方才指派由葉俊榮政務委員擔任召集人，協調整合產、官、學、非政府組織去參與這個可能影響深遠的國際「永續發展」新秩序的會議。在資訊不足與曖昧的氛圍下，有媒體強烈質疑「NGO不見了」。這樣的質疑很好，但卻流於表面。如果整個社會對NGO關注的指標是養廉，那反而是縱容，因為任何一個財團法人，都能輕易達到這個門檻；如果指標是對政府的批判與否，那非常好，因為NGO本來就是永遠的反對力量，但不同於政黨口水式的批評，而在於揭露結構性問題，組織弱勢群眾的集體發聲，促成弱勢者與弱勢者間的體諒、學習、聲援、結盟，以形成社會改革的力量。以環保團體為例，雖然台灣的環境問題錯綜複雜，但是個人認為不應分類為水資源、多樣性、能源、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雨量雖然豐沛，但因人口稠密、河流逕流較短，每人可利用的水量僅為全球平均值的15％，加上降雨的時間及空間分布不均，所以基本上台灣的水資源並不算豐富。而台灣地形陡峭，自然的山崩與土壤沖蝕較為嚴重，再加上游集水區的濫墾、濫建及濫葬等人為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水土保持問題，這些自然及人為因素，使台灣總會面臨「一雨成澇、不雨成旱」的窘境。 傳統上我們對於水資源問題的解決往往付諸工程手段，認為多興建幾座水庫便可以解決水的問題，於是水庫愈蓋愈多，壩址愈蓋愈高。迄今為止，台灣大大小小的水庫合計有67座，而水庫集水區面積高達5000平方公里，幾占全台面積的七分之一，但在此同時，這些水庫平均每年減少1460萬立方公尺蓄水容積，相當於一座明德水庫的容量。因為「水」問題的產生與解決脫離不了「土」向度的思考與配合，如果河川上游的水土保持沒有做好，則蓋再多的水庫，也馬上成為「土」庫或「優養」庫，那

根據全球氣候變遷的模式預測，氣候暖化現象對臺灣地區降雨量之影響十分明顯。臺灣1991至200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為2,493公釐，平均逕流量為639億立方公尺；而1949至1990年之間的年平均降雨量為2,515公釐，逕流量為668億立方公尺。相較之下，近十年來的平均降雨量減少了0.9％，而逕流量亦滅少了4.3％左右，意味著近年來的水資源供給量有減少的趨勢。而依據研究推估：2,050年時臺灣冬季降雨量將減少5至10％，夏季則將增加5至10％，每年5至10月降雨量占全年雨量比例將超過80％，豐水期與枯水期水源量差異將更大。此外，秋、冬二季在臺灣東部降雨量有增加，但在西南部卻有減少的趨勢，臺灣南部在相同頻率之下，最長連續不降雨日數也有增加的趨勢，而可能加重春季水源不足的程度，提高該地區乾旱缺水的頻率。 因此臺灣水資源政策的擬定與規劃，必須將此種降雨量不確定、時空分布不平均與預期在全球變遷影響

一、前言 臺灣今年的旱象似乎特別嚴重，限水的警訊也來得特別早，因此「水資源」再度成為政府與民間關切與熱烈討論的重要議題，「水資源」不僅是生命、生活、生產的基礎，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式對自然環境也有多方面的重大影響，例如：以興建水庫增加水源後，往往又需興建攔砂壩以減少水庫的淤積，而將河川層層截斷阻隔，影響河川水文與生物多樣性，而河口附近的海岸也可能因河川輸砂的減少而有侵蝕的可能性。因此水資源政策與永續發展的關係十分密切。 根據統計，臺灣每年平均降雨量為2,510公釐，換算成水量大約為905億立方公尺，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屬於降雨量豐富的地區之一。但由於受到降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可利用的水量不及總降雨量的15％，再加上人口密度高，使得每人平均分配到的水資源量有限，每年每人平均所能分配之降雨量僅約4,500立方公尺，只有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左右，使得我國成為全球排名第18位的缺水國

人類粗暴地擷取資源在近幾十年來支持了經濟的快速成長，並提升工業化國家的物質標準，但卻同時讓地球的森林、土壤、水資源、空氣品質、和生物多樣性加速惡化，當世界走到生態超荷的地步時，傳統的經濟發展也將造成自我毀滅與無可避免的貧困。許多學者相信，如果繼續在同樣的歷史路徑上發展會危害到我們僅有的生存，而在此同時，卻幾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目前的永續性手段可以扭轉全球性的經濟惡化。因此，更有效率的永續性手段是必要的，這些手段包括刺激更廣泛的民眾參與、評估策略、及監控進度的工具。 生態足跡分析於1994年由加拿大學者Rees & Wackernagel發展出來，在轉化容受力分析「人之於地」概念為生態足跡分析的「地之於人」概念後，生態足跡分析逐漸變成一個可測度的衡量工具。 生態足跡的概念很簡單，但涵蓋層面卻相當廣泛，它說明各種經濟體要產生功能所需要的能源與物質之流通，並且將其轉換成自然界在維持這些流通

基於永續發展的目標，建立公平有效且具地球觀的國土計畫，是現階段國土資源利用的重要課題；因為若單就土地使用的觀點來構畫土地資源運用，勢必造成由需求面（特別是因服膺經濟發展需要所產生的土地需求）來決定土地供給的失控結果。由於各級政府根本沒有一套完整周詳的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開發構想作為指導依據，再加上自然資源所定義的範圍太大、牽涉的機關太多、各部門的職權分工又不明確，多頭馬車的執行結果使得資源無法做最公平有效的保育與利用，僵化的行政疆界遂引起各行政單位間對資源的爭奪與對立。 現行縣市範圍的劃分，並未考量自然環境所形成之整體規劃的必要，因此過去各縣市政府雖曾各自擬定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以為縣市發展的基礎，但不僅因為缺乏法源依據，更因為牽涉到各縣市之間的步調不一、構想不同乃至於資源競奪而難以落實。 1994年由經建會所召開的「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雖已明確將「生活圈」確定為國土空間規劃的基本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