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環保署自馬政府上台、沈世宏領導環保署以來，對媒體的報導意見極為重視，回應迅速。但若媒體上有不合其意者，迅即回應、要求媒體澄清，甚至自行買版面上新聞。這樣的作法實有商榷的餘地，反映出橫霸獨尊的心態。以在今年10月，環保署在審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的環評過程，前後發表了11次不等的澄清稿。於九月初開始，就謂「中科四期廢水排放何處尚無定論 環評委員獨立審查」(2009.09.03)，論及「環保署說明中科二林園區廢水改排爭議」(2009.09.23)，「中科二林園區廢水排放爭議應由環評進行專業審查」(2009.10.09)。對中科四期的環評審查，不容人說三道四，論以「中科四期開發案 環保署呼籲勿以政治語言混淆環評結果」(2009.10.19)，「中科四期環評初審 不容任意污蔑」(2009.10.16)，要民意給「環保署要求給環評委員獨立的審查環境」(2009.10.06)

最近如火如荼地舉辦了兩週的氣候變遷會議，在近年內，無論是討論何種議題，也很難得地聚集了一百多位國家領袖(儘管時間不一) ，討論攸關全球人類未來的氣候變遷議題。與十幾年前的京都議定書相較之下，這次會議討論顯然更為進步，小國處境與發言更被重視，討論的核心國也和之前成員國改變許多。小島國家、美國、印度和中國大陸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突出，這亦顯示國際經濟體環保態度與價值的差異、經濟實力消長的變遷。歐盟和日本等傳統環保大國仍更積極尋求重要突破性的成果，美國在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不顧國內利益團體的反對，更積極面對其全球性的環保責任，而中國大陸似乎在口號上也頗為響亮，似乎這個關係全球人類生存的共同議題終於有突破發展的機會。可惜弱國雖然發聲管道增多，權益似乎仍為主要經濟體掌握。在此會議雖有不少想要有所作為的領導人，但會議談判結果基於各國政經發展的現實，和理想成果仍有很大差距。雖然很可惜最後沒有實際達成協議，但能

人類社會盲目追求土地使用的效率，嘗試了堤防等河川整治工程；而初嚐河川整治的滋味甜美無比，人們也漸漸習慣了不淹水的日子，繼而上了河川整治的癮。但當提防的保護作用消失，痛苦降臨，我們照例對自己開立河川整治的處方；一次又一次，我們以河川整治工程來回應災難造成的社會痛苦。整個社會猛灌著可以逃避現實的「河川整治」烈酒（逃避洪氾平原本來就會氾濫的現實）、吸食著讓人產生錯覺的「河川整治」毒品（以為有了河川整治就可以高枕無憂），讓「河川整治」摧殘著自己的身體（讓河川生態遭受嚴重破壞）。現代社會患的「河川整治上癮症」，讓我們付出了慘重社會、經濟、以及生態環境成本。人與河流的關係密不可分：我們從河流取水以滿足水資源需求、想要有美麗的水景相伴、甚至渴望在溪流中戲水。但同時，我們也非常害怕河流。尤其是在台灣。一提到河流，大多數的人若不是聯想到讓河流烏黑發臭、讓魚兒大量暴斃的河川污染，就是想到讓家園變色的恐怖水災。

聯合報17日刊出成大水利系高家俊教授之文章《糧食VS.蝴蝶 福爾摩沙危機》，回應如下：台灣的確是「美麗寶島」－－如果我們不過份迷信工程神話的話！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早就對很多險惡環境的寓知。若非工程的迷思誤讓我們相信人定勝天，我們可能不會有那麼多對於險惡環境的挑釁，包括如何從教育裡認知到水文環境的險惡。如果工程學者有反省能力，就該檢討缺乏提供民眾完整資訊的缺失。大多數人不瞭解台灣水文環境的險惡，以為天上的降雨可以透過科學精準預測，然後在地面上以工程的手段便可以加以掌握。一直到了最近兩、三年，幾次風不大卻雨勢強的颱風過境，都在意料之外的地區造成災難以後，我們才能看到官方坦承降雨的預測很難精準，並且承認工程的手段無法解決環境的難題。台灣降雨量由北向南遞減，而且南部雨量豐枯季之比是9:1。這不僅是實證資料，還是農村的常識：南部農民不會在雨季的時候種植葉菜類作物，更不會在冬季的時候種植水稻。歲時節令在

小時候坐車去盧山看溫泉，雖然三十多年前路較窄，但是道路兩旁樹木青翠，近處遠處大大小小的山，都是緣林一片。近年來，台灣缺水縣之一的花蓮，民意代表為了個人的私利，謊用「給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之選舉語言後，為了堅定個人愛台灣的山水與環保，除非觀察國道五號與蘇花公路的各種現象。筆者一向開車經由合歡山，由南投到中部去。每次從合歡山往南投縣開去，心裡就有一股隱約無法訴諸言語的悲慟！看著沿途被砍的樹愈來愈多，新蓋的民宿只在馬路與山崖之間，心中無不觸目驚心。這些危險的建築物是如何取得建築執照的呢？許多美麗外觀的房子，後邊就用高長的石柱頂著山側。從房子往下忘，約六七十度的山坡下，地勢略緩，馬上又是整區的茶園。人來車往的轉彎處，在燒過的垃圾與枯枝的薄劣土上，竟是種滿著高麗菜苗。這真的台灣南投縣山區的寫照嗎？對印童年的畫面，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與哀傷！最近大家因為南部的缺水成旱，政黨的藍綠又要開始製造，讓百姓聞之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剛落幕，除了對政治協議失望的人不少外，一肚子氣的最少幾萬人-遠渡重洋，卻被擋在會場外吹幾天冷風，包括台灣高官們。不過，教人垂頭喪氣的還有一樁。話說在COP15的官網上有一個公開徵求氣候變遷對策構想的網頁，筆者在11月下旬也去投了一個提案，內容是依據最新一期《看守世界》雜誌之報告，即畜牧業佔總溫氣排放的51%，主張哥本哈根氣候對策不應再排除畜牧業議題（此提案曾排到前十大票選提案十多天）。提案當時，我也隨手點了名人提案瞧瞧看。點進一看，哇！赫然發現 「President MA YING-JEOU」幾個大字。當下還真高興，覺得總統幕僚還不賴嘛，可一細讀，怎麼說呢？有點欲哭無淚…真想鑽個地洞…。標題是「現在大自然是主要敵人」（Now nature is the main enemy）。唉！大自然不是我們的家嗎？大自然不是大地母親嗎？怎麼就成了主要敵人了？原來這是莫拉克給馬總統的啟示

自12月7日起，全球鎂光燈的焦點齊聚於哥本哈根。各界期待於該市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15），能順利研商出可承繼即將於2012年期滿的京都議定書的後續協定，並且能將更多國家納入其管制範圍，方能避免全球面臨增溫攝氏兩度，生態系崩解的危機。而在這14天中，各界協商的重點包括「減量目標的訂定與責任分配」、「氣候基金的籌措、分配與使用」、「減量與調適技術的移轉」、「如何減少森林濫砍濫伐的溫室氣體排放」。經過第一個禮拜密集性的會談，以及來自各方的施壓，目前提出的協商文本，於減碳的共同願景上，則是以2050年時，全球的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至少需較1990年的總排放量削減50%以上。雖然目前文本中提出了已開發國家於2020年時，需較1990年減少25%~40%的排放量，發展中國家則需相較於不採取任何行動時(Business as Usual, BAU)削減15%至30％的目標，

周五（18日），本應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閉幕，亦是全球引頸以待，期望一份「公平、進取、具法律約束力」的減排協議能出台的一天。可惜，事與願違，超過120 個國家元首，包括全球最有權有錢的國家領導人，有可能談不成任何實質的減排指標與援助金額和機制，令會議草草收場。現在全球只能寄望的，是國家總理溫家寶。溫總比原定時間早了半天到步，一般認為他希望盡最後努力，化解發達與發展中地區的分歧，達成中期（即至2020 年）的減排指標。一邊廂，中國堅持落實《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為其巨大的歷史排放負責，這是核心所在，既能在道德高地上與發達地區討價還價，向發達國家施壓，亦能在實際層面上推動其他發展中地區採取進取的減排措施與行動，以低碳發展的模式滿足國內溫飽的需要。中國交足功課另一邊廂，當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走得愈快，就是對中國實踐可持續發展、將經濟轉向低碳路徑，讓中國於國際政

本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會議(UNFCCC COP15)，目標在達成一項避免氣候變化危機的全球協議，建立對工業化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量協定，並且建立資金與技術措施，幫助非工業化國家(Majority World)得以永續發展。然而，在當前的協議框架下，這些目標沒有機會達成。部份的原因是工業國家所承諾的減量規模與投入的金錢，遠少於所必需。但問題不僅如此。哥本哈根談判案文件包括提議擴大碳市場，這不但會延緩減量行動，更會鼓勵北方國家在南方國家尋找污染額度。碳市場重新定義氣候變化的問題，以「不變的商業活動（business-as-usual）」，因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京都已死，京都萬歲氣候變遷主要是因為工業化國家掠奪非工業化國家的自然資源（包括化石燃料）以致富。關於這點，「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在提及「共有但具差異性的責任」時，也是在此邏輯之下，並表示工業化國家應該起

他（馬英九）認為，一般來講，「風險小於百萬分之一，通常是認為就沒有風險」。美國絞肉的致病風險最嚴重、最多的風險為百億分之5.7，等於是檳榔、香菸1萬分之1的風險。 ──〈馬英九：政府把關，確保進口美牛30月齡以下〉，《中央社》 「站在工業局立場要替企業講話，把六輕當罪犯看待不公平。」「這個結論證據不足、比較噬血。」 ──工業局與台塑談雲林縣環保局委託執行之六輕風險評估。上述幾段文字，伴隨著近期發生的戴奧辛鴨肉污染事件、中科四期廢水爭議等，均揭示「風險評估」在台灣不該只是停留在專家的學術名詞，而是在政治進程以及日常環境治理時，所應回應之概念。遺憾的是，目前公部門以及企業，卻是將風險評估結果，作為既定政策的護航理由以及污染程度嚴重性的辯解依據，更試圖將各式各樣新增環境風險加以個人化，舉凡將致癌性歸咎至生活習慣（如台塑面對六輕的潛在致癌風險），或將風險與既有個人行為風險的嚴重程度加以比較（如馬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以後，全國人民都從不同的角度伸出援手，幫助受災的同胞們。慈濟的大愛同袍們，立刻動員進入災區協助重建家園，配合中央政府和高雄縣政府在高雄縣杉林鄉建立「慈濟大愛村」，規劃整齊的大社區，將來會在楠梓仙溪畔形成一個特殊狀態的集村聚落。其實這一次受災的朋友，主要是位於丘陵與山地地區居住的不同人群，包括大家熟知的原住民族中的鄒族、卡那卡那富族、沙魯阿族、布農族，也有名聞全國的小林平埔族人（西拉雅族或馬卡道族），當然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客家人、福佬人，以及通稱的外省人。去過災區，我完全理解居民的苦處，希望能夠早日建好可以安身立命居住的房子，但是再怎麼樣快，再怎麼樣建房子，也必須考慮這些不同族群的朋友，應該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台灣今天所需要的不正是多元的文化傳統嗎？將這些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傳統的朋友，劃分區塊放在同一個大社區中，也許就是一個族群大融合吧！但我個人以為保有多元族群

為期二周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隆重舉行，全球共有3萬多名環境相關官員、非政府組織、學生和媒體參與，台灣方面也約有60人參與盛會 （包括筆者在內）。當全球為2012年之後的碳排放管制協商為之沸騰時，台灣至今仍未受到此協商的約束，但莫拉克風災正是一個警訊，台灣面臨極端氣候的威 脅與日俱增，在碳經濟和全球公民社會中，台灣能夠／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是一個亟需國人思考的問題。台灣由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台灣人士必須透過各種管道才能進入哥本哈根會場，十幾位政府官員也必須以「非政府組織」的名義來參與，非政府組織和學生也不能 堂堂正正以台灣為名來參加，而必須迂迴地透過聯合國的觀察員組織來報名，甚至台灣的媒體人士雖持有丹麥簽證和大會記者證，仍被擋在大會Bella Center會場外。在聯合國所發行的紀錄片《其他六億人》當中，莫拉克災民也硬被冠上「中國台灣」的國籍。台灣的國家身分被貶低，不免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