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孔文吉日前提出《野保法》修法，引發動保團體質疑，擔憂開放原住民非營利自用狩獵與保育類物種，可能是狩獵權的過度擴張。
對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管理」是目前國際間的主流，不僅是因為禁獵政策耗費極高的人力與資源，政府難以負擔，在可行性、減少狩獵黑數以提高管理效能的需求下，搭配監測與回報機制的「共管」模式成為最佳解。
不過，開放狩獵共管，也包含獵取保育類動物嗎？在國家公園這種地方，也能狩獵嗎？
瀕絕、過量物種都有 學者呼籲保育類應分級管理
「保育類這個詞經常讓社會大眾誤解，」裴家騏說，「事實上台灣的保育類名單裡，超過八成都不是瀕絕物種。」
我國的保育類名錄中，將野生動物分為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其他應予保育等三個類別。除了數量持續減少、亟待復育的瀕危物種，例如白海豚、熊鷹外，也包含了數量持續增長、若不加以管理反而會破壞生態平衡的物種，例如水鹿。
也就是說，不同的物種分別有著不同的族群狀況與保育策略，卻都同屬一份保育類名單，共用相同的保育法規。
「台灣的保育類應該（依據族群狀況）分級管理，」裴家騏說，國外對於瀕絕物種會有更積極的保育舉措，針對數量過多的物種，也會透過狩獵等管理方式控制數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上不上、下不下。」
I瀕臨絕種：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數量大不如前，且持續減少中，若不保育，近期將滅絕。
II珍貴稀有：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
III其他應予保育：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
（資料來源：裴家騏簡報。）
台灣因為過去的法規政策與社會氛圍，使得社會大眾將「族群保育」視為「個體保護」，將生態保育與禁止利用劃上等號。但實際上，若不能掌握野外數據，不能有效執法管理，就算是嚴刑峻罰也形同虛設。
反之，只要能夠準確掌握野外數據，即使是瀕絕物種，也有開放狩獵的空間。「動物是可再生資源。在某些國家，甚至連瀕絕物種也會開放狩獵——只要狩獵有助於族群數量恢復的話。」裴家騏說。
生態學者想的跟你不一樣：關注族群總量提升 瀕絕物種也可開放狩獵
狩獵與保育，一死一生，如何共存？裴家騏解釋，狩獵是針對單一個體，而保育看的是族群整體的變化與趨勢。
自然界中，死亡每天都在上演，但是只要整體出生率大於死亡，族群就能維持存續，「生態學家關注的是族群的存續，因為只有族群才有生態功能。」無論是國家的野生動物保育策略、或者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報告，關注的也都是「族群」是否存續，而非單一個體的生與死。
裴家騏舉例，某些非洲國家會透過販賣限定數量的狩獵權給國際遊客，藉此提高經濟收益，轉換成物種族群保育的在地動力。其原理是利用「死亡率彌補作用」，犧牲少數個體的生命，換取整體族群數量的成長，才有可能脫離瀕絕困境。
但這並不表示所有瀕絕動物都可以開放狩獵，裴家騏再次強調，必須依照不同的族群狀況做出管理策略。
做好總量控管 國家公園開放狩獵也沒問題
延續野生動物資源「總量管理」的概念，國家公園、保護區是否可以開放狩獵？答案不言自明。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將全球保護區依據經營管理方式分為六類，國家公園屬於第二類，保護區則分列第五、第六類。
裴家騏說，IUCN在該分類說明中，特別提到保護區應兼顧在地文化的存續，允許當地原住民繼續原本的生活方式，包含採集和狩獵。
在加拿大、美國阿拉斯加、澳洲等地的國家公園，也沒有完全禁獵，仍允許生計性狩獵。他舉例，「即使是世界聞名的澳洲大堡礁國家公園，也有給原住民的使用配額。」
掌握野外數據趨勢 才是保育工作成功的關鍵
物種保育看的是整個族群的數量波動趨勢。如果用銀行存款比喻，只要收入（出生率）大於支出（死亡率），維持存款額度在一定數量以上，就能達到永續目標。
政府的工作是盡量掌握收入與支出的數字，才能夠量入為出，做出正確的管理規畫。也因此，保育工作能否成功，關鍵不在有幾隻動物被獵捕，而是管理者能否掌握族群波動的趨勢。
「多數國家對於常見物種都是使用族群趨勢管理。」裴家騏說，在保育議題上，經常針對某一物種「到底有多少隻」爭論不休，但是以常見物種來說，計算實際數量的成本高昂、也沒有必要。「只有瀕絕物種，例如台灣黑熊、石虎、白海豚，才會顧及到個體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