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是必然，不同才好。
動物要種族延續，一定要多樣性，可以吃很多植物、也可以吃雞鴨魚肉；可以過夏、也可以過冬。如果生活的地區只冷不熱，只有植物、沒有魚肉，動物仍可生存、仍可傳宗接代；如果另一種動物只能活在熱的環境裡、只能吃肉，那麼在這種環境下就會變成化石、與恐龍為伍了。
前些日子，我替同事代教兩小時的「環境生物」課，講課的那天早晨七點鐘，我照例在校園中散步，路邊的茶花開了，白的、紅的、單瓣的、複瓣的；洋紫荊的花也開了，滿樹滿林。風從南中國海吹來，涼涼的；初昇的太陽，被晨霧染成嫣紅。花那麼小、那麼近；太陽那麼大、那麼遠，但一切彷彿都在我的腳步中；突然，要講的東西出現了：
想到了這四句，不禁手舞足蹈，像發現了一顆明珠，因為這正是我要講的「環境生物」。我們的生活，真是太少時間去想了，每天都在讀書、弄電腦、聽演講，從早到晚，弄得身心憔悴，沒有一點空間去想一想人生的來龍去脈。我們的教育對「想」也很少訓練，大學畢業裝了滿腦子的「知識」，卻不知道什麼是「知識」、為什麼「知識」。
DNA是看不見的化學分子，比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年老，二十億年了，是所有生命的藍圖，就算是病毒，我們雖然不承認它是活的，卻也靠DNA繁殖；姬亞是大地女神的名字，拉夫拉克（Lovelock）用她代表地球，說地球是活生生的個體，大氣、海洋、陸地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息息相關，就像一棵樹，根莖葉花和果實，都屬於樹。DNA那麼小、那麼古老、那麼廣泛，每種生物都不相同；地球更老、更大，容納了所有的生命、滋潤了所有的生命，是一個大家庭。
「想」重要、「感覺」更重要，有感覺才有真實、有感覺才有親密。我們的生命一定要真實、一定要親密，科技可以幫助我們學得快些、增長的知識多些，但不能幫助我們感覺真實和親密。工業革命後物性愈來愈膨脹，人性愈來愈乾癟了，如此下去，怎麼辦？
人與其他的生物、生物與非生物的關係，也常常出現在詩人的理想裡，馮直這麼寫：
哪條路，哪道水，沒有關聯； 哪陣風，哪片霧，沒有呼應； 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們的新生命。
美國近代詩人斯耐德（Snyder）讚美姬亞的詩中有一段：
蟋蟀的秋之歌，對我們 巧如 人類對樹林， 巧如 樹林對岩石和山巒。
印度的泰戈爾更把生物與非生物看成了一種延續，他寫道：
當生命化成土壤的時候，它們， 就成了森林的一部分。
多樣性、不同、萬物，這些都有通性，因為不同就是大同。德國十七世紀的哲人萊布尼茲（Leibniz）說：「一棵樹上沒有兩枚相同的葉子。」在另一處又說：「生存不過是一樁大和諧。」從不同到大同，彷彿很遠、彷彿很複雜，無法說清楚；一旦知道了，實在很簡單，清可見底、淙淙而逝，卻似是「拈花微笑」般，說不得、說不得。
不同到大同的途徑，建立在「尊敬」。很多事物所以不同，因為每一種事物都有圍牆；人更是如此，我們活了一輩子，不知不覺替自己挖了洞、築了城，層層包圍，有時候連自己也失去了。如果把這些圍牆取消，還以清白，就相通了。生相花花綠綠，都是生；死有千千萬萬，都是死；不同之間，失去了距離，就成了大同。這不是柏拉圖的烏托邦、不是〈禮運大同篇〉的大同、不是國父的「天下為公」、也不是近年美國總統的「偉大社會」，因為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的理想、都是孔子講的「老有所養、長有所育、幼有所懷」，是民主的目的，但民主的方法是尊敬「不同」。
我的辦公室在香港科大東隅、南中國海之濱，從北向的窗口看出去，有時波浪濤濤，浪因為風，風不是海，但浪由海生；剃刀山蒼綠，因為樹，樹不是山，但樹由山生。湯瑪斯（Thomas）說，我們的地球是一個大細胞，大氣層是最大的細胞膜。
從生物學講「不同就是大同」不困難，四千年的古樹和海洋中朝生暮死的單細胞小藻，有千萬種不同，但它們都用葉綠素把水和二氧化碳作成澱粉。非洲大象和污泥中的蚯蚓也有千萬種不同，但牠們都用血紅素運輸氧氣，它們的存在完成了「不同」，也完成了「大同」，因此這個世界才萬紫千紅，值得留戀。
在此寫下這些，是想和你們共同品味，希望十年後、二十年後你們想起「生物多樣性」、再讀這篇文章，仍然會：
想DNA
想姬亞
想「不同就是大同」。